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源于美国国内政治氛围和国际环境变化。自特朗普时期，美国对中国的定位从"合作伙伴"转变为"战略竞争对手"。这一认知在拜登政府上台后进一步制度化和深化。拜登在竞选期间多次强调中国是美国在全球舞台上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反映了美国普遍认为中国崛起对其全球领导地位构成挑战。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Blinken)在多次重要讲话中强调，只有在实力地位基础上，与中国的竞争才能真正有效。这种思路与历史上的遏制政策相似，但拜登并未完全照搬冷战思维，而是认为中美关系不应简化为零和博弈。
拜登政府在经济、科技和军事等多领域展开竞争。在经济方面，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加大对国内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投资，减少对中国供应链依赖。在科技领域，重点发展核心技术和人工智能，并对中国高科技设备设置限制。
在军事方面，美国加强印太地区军事存在，深化与日本、韩国等盟友防务合作，扩大"四边机制"(Quad)影响力。同时积极修复与传统盟友关系，试图形成对中国的联合制衡。
美国两党在对华政策上存在明显分歧。共和党主张采取更强硬立场，认为拜登政府的"管控竞争"政策力度不够。民主党则倾向于在竞争中寻求合作空间，强调对话和外交重要性。
国际社会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反应不一。欧洲国家虽欢迎美国重建盟友关系，但在经贸领域希望与中国保持合作。亚洲国家态度各异，日本、澳大利亚等紧密配合美国战略，而东南亚国家则试图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面临多重挑战。国内政治压力、国际伙伴关系维系、技术竞争持续以及投资效益等都是需要克服的难题。同时，如何在竞争中维护全球稳定也是重要考验。
中美战略竞争已从单纯对抗转向更复杂博弈，涉及政治、经济、科技等多领域。这场竞争不仅影响两国关系，也正在重塑全球力量格局。未来走向将取决于双方政策选择和国际形势变化。
